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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是一场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发动的左的狂欢活动。而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中，文革被定性为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犯下了“左倾”的错误。接下来便是为文革被打为“反动派”的党员干部平反，以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声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没有对毛批判的倾向，毛泽东思想一直是人民的信仰。）在影片中，疯子由于在文革时期为了保护地里的花生不被偷吃，却误伤了自己的女儿，导致女儿被花生噎死了。但是，村里的人为了拿到县里拨的救济粮，威逼利诱着疯子作为保护公社财产的“英雄”上台讲话，甚至还让疯子成了民兵排长，疯子在如此的精神刺激下变疯了。疯子在作为英雄发表讲话的那个镜头是如此耐人寻味：镜头前景是穿着绿军装发表讲话的疯子，而背景是一幅黑白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即默许甚至支持文革的超验父权所在，毛主席像仿佛在疯子身后注视着畏缩地念着稿子的疯子。随着镜头运动，疯子遮住了身后的毛主席像，也替代了毛主席在画面中的位置，他的讲话也逐渐脱离了稿子，他越说越起劲，他真的成为了保护公社财产而大义灭亲的英雄，他被超验的父权询唤为了主体，成为了超越权威的父之名在村中的代言人。但是在文革结束后，保护公社财产的英雄、左的拥护者——疯子逐渐成了村民口中的疯子。在村支书不慎在广播中透露了要“分地的信息后，人们都馋着疯子所“占据”的那九亩半，甚至村支书告诉村民即使按人口算，疯子家拿来九亩半后还少分了半亩，村民们还是要求分疯子的九亩半。在文革时期为了拿到县里的救济粮而被村民们“逼”着成为英雄，而受到精神刺激最后也真认为自己是英雄的疯子，也是代理了超验父之权在村里的位置、成为父之名的占有者的疯子，此时却成为千夫所指的疯人，甚至之前为让他接受光荣称号而说尽好话的村民们都故意躲着他。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地前，疯子始终不让别人踏足他的九亩半（象征着集体主义政治的遗产），甚至以暴力手段驱逐着意图侵犯他“领土”的村民，拒绝分地的姿态恰如文革时期超验的父拒绝随着时代向右转，这九亩半便是属于集体劳动、按劳分配的土地，也是集体主义农业生产仅存的见证。在毛主席逝世也就是在文革时期带着中国向左转的超验的父之名逐渐消逝之际，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也随之向右转，此时子代必须完成弑父才能完成其历史的成人式，得以篡夺父之名而确立子一代的父的权威。因此中国在向左转到向右转的转变中，必然要经历弑父的过程，子在弑父中成为了新的父。在现实中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将文革定性为动乱，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毛主席的功绩，将毛主席认定为功是第一位的，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对超验的父的象征秩序的臣服，也正是延续了这样的象征秩序，也才有了现今中国政权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这里所说的弑父颇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否定观的意味，既肯定又否定，既否定父之名的极左思潮，又肯定着政权延续的必要性也就是象征秩序存在的必要性。在影片中，疯子最终被精神病院带走，这是以此对超验的父的放逐，坚持集体主义的超验的父之名不复存在，分地便也顺利地展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疯子儿子的树满对超验父之名态度的变化。首先在村民排练着《打金枝》这出在文革时期批为要被打倒的老戏时，他用笛子吹起了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插曲《万泉河水清又清》，此时他是左的思潮的拥护者，用笛声打断了由于社会右转才得以复出的老戏。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树满将自己无法和小芬结婚归咎于父亲是个疯子，他接受了村民们的观念，将父亲指认为疯子，也就是将父亲指认为左翼遗老。而后他私底下和村支书商量要是支持把分地的障碍——疯子——“流放”，他就要得到那九亩半，他摇身一变成为了分地的支持者，也成了向右转的受益者。因此，在父亲不愿意离开的时候他亲手制服了父亲，把父亲送上了精神病院的车，他亲自完成了对父的流放，他在弑父中完成了个人的成人式，以“疯子家”之名成为了九亩半的占有者，村支书在读分地名单时，仍将他们家称呼为疯子家，可见树满流放的是父本身，却继承了以父之名维系的象征秩序。当然，树满对父亲的放逐也是村子对始终笼罩在村子上空的超验的父的放逐，疯子占据了九亩半导致村民门不能分到这块地，而疯子的离开则让一切都好办了，没了左的阻挠，向右转在漫天的大雪中顺利地进行。从人物的立场上看，疯子是坚定的左派，他在文革中被询唤为超验父之名的占有者，是左的代言人，他守护着左的“遗产”——九亩半，因此也阻挠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老鹤、树满是左翼的动摇者，老鹤曾提到自己曾和疯子是村支书得力的左右手，而树满最初只会吹着《万泉河水清又请》。随着村支书吹起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老鹤转而成了右翼，成了分地的支持者，树满也选择了爱情、事业和土地，村里不再响起样板戏的歌曲。村支书则是象征秩序的代理人，无论是文革还是改革开放，他始终是村支书，代表着党这一抽象的概念。文革时期疯子是他的重要助手，疯子作为超验的父而掌控着象征秩序，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前夕，他和村民的共谋致使超验的父被流放，他由于要依靠老鹤排戏而被老鹤操纵着排戏的领导权，他还通过分地的承诺拉拢了曾经的左翼分子树满，这也是右翼在完成弑父行为后以新的父之名掌控了象征秩序。但值得注意的是，村支书从文革时期开始便是村支书，他始终行使着在村民中的权威，这是右翼对象征秩序的征服，还是对长久以来存在的、在前一时期以超验父之名实施权威的象征秩序的臣服？